作者|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但2020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录得29.2万亿元，同比下降3.93%。对于这一数据如何看？怎么办？各界有不同解读。再加上消费率不足、储蓄率过高、中产阶级收入水平效应不大，对需求端的提升不显著等老问题也导致中国经济体低效投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等现象。居民消费时面临哪些约束？有没有更好的机制可以提振中国消费？我想就这些问题，给出我的看法，主要谈三点：第一，2020年中国消费的下滑并不改变中长期持续增长的大趋势；第二，中国经济依然存在诸多导致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的因素；第三，中国经济要释放消费潜力必须进一步深化一揽子综合改革。
一、2020年的中国消费下滑并不改变中长期持续增长的大趋势
如果把2020年的中国消费下滑放到纵横向比较的坐标系中，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个数据的认识。从纵向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首次出现消费负增长。当然，202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还是达到54.3%，较上年55.4%的比重虽略有下滑，但还是起到了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横向看，各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都出现了消费下滑。美国居民商品消费有所增长，但服务消费下降7.3%；日本个人消费下降5.9%，为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德国个人消费支出下降6%，依靠政府消费支出增长3.4%而起到了一定稳定作用。进入2021年，各国的消费出现不同程度的恢复。可以说，从消费端来看，全球同此炎凉。
尽管中国消费整体在2020年出现下滑，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并可能代表了未来消费的发展方向。
第一，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月同比增速经历了一个V型反转，并且自8月至12月实现连续五个月正增长。由于2020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的深度下滑基数效应，以及2021年对于新冠疫情的有效防控，可预见的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消费将实现较高增长，加速修复消费引擎。实际上，当前中国商品类消费市场规模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不过如果把服务类消费计算在内，美国消费市场规模仍远大于中国。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性服务支出出现了大幅下滑，但同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5%，较上年又提升一个百分点。未来中国服务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第二，2020年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增长14.8%，比上年提高4.2个百分比，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接近四分之一，已连续8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疫情之下，直播带货、网络购物、无接触配送、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娱乐等新型消费实现蓬勃发展，传统商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业务加快融合。许多原本在线下进行的消费行为被迁移到线上，这从吃、穿、用三类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30.6%、5.8%和16.2%，可见端倪。并且，网上零售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行业尤其是快递行业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20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分别完成830亿件和875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8%和16.7%。
第三，2020年中国居民境外消费加速回流，全年消费品进口额达1.57万亿元，同比增长8.2%，较进口整体增速高出8.9个百分点。其中，肉类、首饰、化妆品进口增长30%以上，箱包、钟表进口增幅超20%。在全球经济低迷之下，中国的消费需求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起到了支撑作用。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看，在达到一定发展水平之后，国内大循环都将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轴和政策制定的核心考虑因素，当然国际大循环也不能抛弃。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中国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中国经济依然存在诸多导致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的因素
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尤其是国内大循环，需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均衡。消费需求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消费需求是由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共同决定的。当前，中国经济循环不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财富分配不合理，税收未能有效起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作用，未能起到促进国内消费的作用，未能起到充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保障居民可持续收入来源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保体系不健全，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就业难、安居难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短板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也使得居民面临后顾之忧，使得尽管居民消费潜力巨大，但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
首先，收入差距的拉大、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使得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升面临掣肘。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全球第二，人均GDP也刚突破1万美元，但这仅是刚踏进中等发达或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以上的人均GDP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此外，中国还有约6亿人的月均收入1000元左右。也就是说，从平均值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从中值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数据显示，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此外，家庭部门杠杆率已经升高至64.1%，再加上一半以上的家庭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储蓄，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高达56.5%，并且负债最高的20%家庭占总样本家庭债务的61.4%。如不解决，对提升需求端会造成进一步困难。
其次，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过低，不利于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经济负担，不利于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0》对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份分组，目前中国40%的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低于1500元，80%的收入组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5000元，况且中国是按照个人收入纳税，而不是以家庭收入纳税，家庭主要成员的个人收入一旦迈入5000元门槛就面临个税压力。与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相比，也显示了收入差距的严重性。并且，全国一刀切的5000元个税免征额，已不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在生活成本高企的东部一线城市。
再次，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质是用国内纳税人的钱补贴国外消费者，并且对国内资源配置已形成扭曲。同样的商品和资源消耗，由于税负不一样，国内消费者要比国外消费者付出更高的价格，继而通过出国消费或海淘、代购等途径返购国内出口的产品。同时，出口产品的实质低税负，也会使一些低效率企业能够继续生产，而这些企业的存在会降低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转型升级。此外，它还会使更多资源流向出口部门，造成国内市场的供给不足和价格过高，引起国内经济失衡，并且还由于这种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也造成了国际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弹，造成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后果。
此外，减税降费政策未能充分惠及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在保障就业、提升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统计，目前，我国3200多万户民营企业和7600多万户个体工商户吸纳的就业人员已达3.8亿，平均每年提供1000万以上的就业岗位，解决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许多民营企业受自身转型升级面临的困难、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影响了减税降费政策的获得感。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重要组成部分，减税降费政策仍有进一步发力的空间。
三、中国经济要释放消费潜力必须进一步深化一揽子综合改革
中国要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必须进一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只有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仅靠政府消费刺激政策，才能真正可持续地提振国内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为此，中国需要深化需求端改革和改善，推行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税收制度，健全覆盖“生老病居教”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内需基础。
第一，在收入制度改革上，一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二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三要允许和鼓励各种非盈利社会组织和盈利商业企业，利用其专业化能力，参与并做大三次分配。
第二，在税收制度改革上，一要适度提升个税免征额，并尽快按照国际惯例同时允许按照家庭为单位纳税。此外，根据各地区情况实行因“地”制宜的个税免征额，让利于民，以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大扩容；二要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商品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三要通过进一步减税降费来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稳就业、提收入。
第三，在社保制度改革上，应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和后顾之忧。围绕“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
显然，以上改革措施，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行不通，需要以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理清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关系，让政府、市场和社会彼此既不缺位，也不过位和错位，以此形成促进需求、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的多方面的激励相容。
